进步只在拉美拐了一个弯儿

巴西世界杯赛事正酣，全球目光聚焦于足球盛事。然而，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拉美国家在本届世界杯中表现强势，几乎将这一国际赛事转变为美洲球队的舞台。卫冕冠军西班牙队以0:2败给前殖民地智利，成为本届杯赛最早被淘汰的队伍之一。有网友调侃道：从1492年哥伦布抵达新大陆，到西班牙失去最后一块殖民地古巴，西班牙在拉丁美洲强势统治了四百余年；而这次，西班牙队仅仅停留一周便打道回府。

拉美人在足球场上的恩怨情仇，令人联想到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这不仅因为他以优美文笔撰写了追忆足球历史的《足球往事》，更因为这位知名的左翼知识分子以笔为剑，创作了轰动全球的《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这部作品犀利揭露了五百年间新旧殖民主义对拉美资源的残酷掠夺：我们的贫穷，源于他们的富裕；我们的落后，源于他们的先进。这部充满激情的经典之作长期畅销，被视为拉美左翼的“圣经”。

然而，这位以反殖民、反帝国主义、反美立场著称的左翼思想代表，似乎在其晚年观点有所转变。世界杯开幕前两个月，在巴西利亚第二届图书节的开幕式上，73岁的加莱亚诺对自己三十多年前的著作流露出一些反思。他坦言，“我当初试图把《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写成一部政治经济学作品，但我当时缺乏必要的学术训练和知识储备。”如今，“现实已经发生巨大改变，我本人也有了很大变化。”他认为那本书“属于过去的时代”，“我现在无法重读它，否则会感到不适。那种传统左派的论述风格对我而言过于沉重，我的身心难以承受。”相反，他似乎开始倡导多元化理念。“现实之所以复杂，正是因为人类境况的多样性。至今仍有人视多样性为威胁，但幸运的是，多样性并非威胁。”

时光流转，世事变迁。20世纪末至今东亚的经济腾飞，为加莱亚诺的原有观点提供了反例；而21世纪初拉美因大宗商品繁荣迎来的“增长十年”，或许更让他感受到坚持旧有立场的压力。实际上，相较于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阿根廷等国，巴西、智利以及他的祖国乌拉圭所进行的社会民主实践赢得了更多支持，也是他更愿意给予肯定的。这种转变或许源于他早在四十三年前就隐约预见到，在一个由苹果、三星、西门子、松下和索尼主导的世界里，“技术女神不讲西班牙语”的状况在相当长时间内难以改变。

发生改变的不仅是加莱亚诺个人，拉美民众也开始以新的视角看待历史。有迹象显示，他们对全球化展现出出乎意料的积极态度，并对过去殖民历史带来的伤痛表现出相当的宽容。这多少有些令人意外，因为在思潮纷杂的拉美大陆，依附理论曾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然而，拉美晴雨表公司和皮尤全球态度调查的最新数据均表明，拉美人正在接纳全球化及其前殖民宗主国。2007年和2009年的拉美晴雨表调查发现，在西班牙的前殖民地，超过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认为西班牙对其国家的历史影响是正面的，这一比例几乎是持负面看法者的五倍。绝大多数受访者（超过80%）对前宗主国西班牙也抱有积极看法。同时，皮尤全球态度调查在2002年和2010年对8个拉美国家的民众进行访谈后发现，在关于“外国大型企业的影响是好是坏”的问题上，包括委内瑞拉在内的大多数国家受访者认为其影响是正面的。调查还显示，在拉美地区，国际贸易比外国投资更受青睐：约70%的拉美人认为自由贸易利大于弊。

加莱亚诺的思想“演变”，马杜罗总统面临的困境，阿根廷债务危机的再次出现，或许正将“另一条道路是可能的”这一充满激情的口号从坚定的宣告转变为疑问。这些过去和现在更多强调外部风险的论述，或许不得不进行自我反思，去探寻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内因。

2005年11月，在日裔美籍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的主持下，来自美国和拉美国家的知名学者聚集于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个地点选择颇具深意！），共同探讨两个美洲的发展与不发达问题。会议上，地理因素、文化因素、外部影响、殖民遗产、自然资源、疾病和自然环境被归类为“无法解释差距的因素”，因为它们在理论与实践上均已被证明解释力不足。然而，相对而言，文化因素的解释力稍强一些。天主教伦理与新教伦理的根本差异在于，前者常被视为现代民主和市场经济的障碍。但有趣的是，在亨廷顿所说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多数新兴民主国家都信奉天主教。或许相较于宗教，政治文化对发展的解释更具价值，也更为深刻。“在拉美，非正式秩序往往决定着正式制度的运行方式”。福山毫不犹豫地将这种制度的潜规则写入了其巨著《政治秩序的起源》（第一卷）中。他不仅强调产权、法治以及能够减少冲突、促进集体行动的政治制度等制度性因素，也重视政策和社会结构的解释力。政策源于政治制度，决策失误是政治制度缺陷的产物，而政治制度本身却难以改变。同样，持续出现的社会冲突和动荡也导致了拉美的不发达，但这恰恰是制度造成的结果，因为其制度设计只考虑了部分群体的利益诉求，即达龙•阿塞莫格鲁和詹姆士•罗宾逊所称的“汲取性制度”而非“包容性制度”。

阿根廷无疑是一个典型案例，正如社会学家马里阿诺•格隆多纳在《经济发展的文化条件》一书中所指出的，他的祖国阿根廷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经历了“不发达转型”的国家，即从发达状态重新滑落到不发达状态。这也难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库兹涅茨曾言，世界上存在四种国家类型：发达国家、不发达国家、日本和阿根廷。普遍认为，阿根廷的“不发达转型”受到某种引力的作用——民粹主义的诱惑。自1930年起，阿根廷便陷入政变、冲突与动荡的循环难以脱身。此后大部分时间里，庇隆主义主导着阿根廷政治，至今困境依旧。尽管如此，作为一种鼓吹大众动员以对抗现有秩序的政治哲学，民粹主义的影响力从未消退。今年4月，阿根廷政治哲学家、基什内尔主义理论推手厄内斯特•拉克劳逝世；两个月后，克里斯蒂娜总统任命理查多•福斯特为新设立的“国家思想战略协调秘书”，负责“设计、协调并组建一个国家思想智库”。

阿根廷显然不是最后一个，也非受此诱惑最深的国家。经过十年的经济增长，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依然仅依赖于大宗商品，而与技术进步、创新能力和效率提升关系不大，发展似乎在这里只是绕了个弯，缓慢增长或将成为拉美的新常态。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4年太平洋联盟四国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将达到4.2%，而南方共同市场三国——委内瑞拉（-0.5%）、巴西（1.8%）和阿根廷（0.5%）——的平均增长率仅为0.6%。甚至有传言称，巴西正在变得像阿根廷，阿根廷正在变得像委内瑞拉，而委内瑞拉正在变得像津巴布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