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凡蒂诺现在太痴迷于搞政治，这让人感到羞耻

2025年9月，克罗地亚足球名宿博班回到萨格勒布迪纳摩，担任俱乐部主席。在接受《卫报》独家访问时，他分享了自己对欧足联的态度以及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的评价。

午后淡淡的雾气笼罩着马克西米尔球场，令这座建筑陡峭的轮廓更添威严。对面的楼中，博班正向访客说明回归的原因。他与记者坐在俱乐部食堂的一角品尝着墨鱼烩饭，这里曾是他青年时期在迪纳摩梯队住宿和成长的地方。“从感情上讲，这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页，”博班环顾四周，回忆道，“如果不回到这里，我还能去哪呢？”

他的足球足迹遍及全球。在管理岗位上，每一段经历虽然短暂却都留下深刻印记。如果不是过去十年他在国际足联和欧足联重要职位上的发声与努力，足球运动的面貌可能会大不一样。自从两年前高调离开欧足联，许多人认为这位有想法、重原则的人物还能登上更大舞台。然而现实是，他的世界以独特的方式既缩小又扩大：在苏黎世和尼翁的职位所带来的政策影响力和权力已经远去，但没有哪个角色能像迪纳摩主席这样，让他持续处于公众注视之下，面对接连不断的关注与评判。

当天的报纸就是明证——前一晚球队在欧联杯1-3负于皇家贝蒂斯后，批评之声不绝于耳。“大家都说耶稣是个好人，”他平静地说，“比我们所有人都好，这很明显，对吧？可他们依然把他钉上十字架，我们又怎能避开日常生活中的‘十字架’呢？”

这很符合博班一贯的表达方式。半年前，他高调回归，最初担任俱乐部首席执行官，九月又通过迪纳摩首次完全民主的选举当选主席，他致力于改造这家他在19岁就成为队长、34年前远赴米兰效力的母队。他的目标是让这家仍然受到前首席执行官兹德拉夫科·马米奇丑闻影响的俱乐部恢复活力。而这份工作，他不收一分报酬。

“我一生都在说，我爱迪纳摩，爱这里的人们，爱这座城市，爱我的祖国，”他认真地说道，“所以当他们邀请我时，我能回答‘不，我已经57岁，只想在岛上晒晒太阳、看看海钓钓鱼’吗？如果我那样拒绝，就是背叛我一辈子所信奉的价值观。”

在马克西米尔球场附近的三个小时里，博班描绘了自己的愿景，也不回避亟待解决的难题。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2024年1月他与欧足联的分道扬镳——当时他担任欧足联足球主管已近三年。博班认为，欧足联主席切费林提出并推动通过的章程修订案很不恰当，该案允许切费林竞选第四个主席任期。当时他公开批评切费林的“个人野心”。作为回应，切费林在接受《卫报》采访时表示博班“不值一评”。

球员时期，博班随AC米兰赢得四次意甲冠军和1994年欧冠冠军，退役后进入政坛，始终以退役球员身份发出强有力但时常受阻的声音。回顾这段经历，是否感到遗憾？

“我只遗憾我和亚历山大（切费林）的私人关系走到这个地步，很抱歉事情发展成这样。”自那以后，两人再无联系。“那几年我们相处得很好，与他的家人也很融洽。但我做了必须做的事，也清楚表达了我的立场。他选择了他的道路，就这样吧，我祝愿他一切顺利。”

“但我一点也不后悔。这件事我思考了整整两个月，没有孩子气地冲动行事，也没有像被宠坏的小孩那样耍性子。我反复权衡，给自己时间思考，也给他人时间接受。每个人都得为自己的选择和后果负责。我是这样，别人也一样。”他表示，如果不是那次裂痕，自己可能仍在欧足联工作。但压抑内心的不满对他来说是不真实的。正如2020年3月，他在米兰担任首席足球官仅九个月后，因在一次采访中批评俱乐部的所有权结构而最终辞职。

这就引出一个疑问：如果他仍在国际足联任职，会如何应对当前局面？2016至2019年间，他曾担任国际足联副秘书长，之后才加入米兰。博班与因凡蒂诺共同推动了国际足联的改革，他表示在任期内，这个一度“惶恐迷失、方向混乱的组织”逐步重回正轨。他坚定捍卫两人当时的改革成果，并详细阐述了对视频助理裁判（VAR）项目的支持——他正是该项目的关键推动者之一。

博班指出，许多分析忽略了VAR在防止比赛操纵、维护公正方面的作用。“现在足球的诚信与透明度已经完全不同，”他说，接着列举一系列数据，将VAR干预的时间消耗与每场均7.5分钟的界外球耗时进行对比。

当然，如果因凡蒂诺在他任职期间做出任何违背国际足联原则的行为，他肯定会辞职。谈到因凡蒂诺在2026年世界杯抽签仪式上用“和平奖”表彰特朗普、从而“利用”该场合的做法，博班直言不讳。“既不尊重，也不负责任，”他这样评价前上司的举动，“我根本看不下去。我很意外他会有这样的念头，太过政治化，太迷恋扮演政治人物和所有类似的事情。”

“一开始并非如此。我们所有的工作都围绕足球和球员展开。我们本要让国际足联回归这个重心，当时也确实在朝这个方向前进。但后来，一切偏离了。詹尼曾经很有责任感，但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现在的行为对他本人和国际足联带来的影响。他本想做到最好，结果却事与愿违。国际足联不应成为政治组织，可他正把它往那个方向带，这是可悲的。”

“但这并不能抹去他以前做的所有好事，并非因为我和他共事过才这样说。但另一方面，这也恰恰表明方向已经走偏。至少，这件‘荒唐的事’让所有问题都暴露了出来。我为此感到惋惜：为国际足联惋惜，为他惋惜，也为足球惋惜。”

回到博班的办公室，阿尔伯特·卡佩利亚斯走了进来，他于六月被任命为迪纳摩青训学院负责人，此次是来做简短汇报的。卡佩利亚斯曾在巴塞罗那青训营和B队工作十余年。博班的计划是将拉玛西亚的青训理念，与培养出众多克罗地亚球员的热血与激情相融合。

“我们希望拥有欧洲顶级的足球学院之一，我相信几年内就能实现，”博班充满信心地说，“这样一来，所有人都会了解，从迪纳摩走出的球员，都是受过良好培养的球员。”

他认为迪纳摩完全可以成为各大联赛年轻球员提升竞争力的可靠平台。“20岁的塞尔希·多明格斯，即使不是世界最佳，也是最顶尖的年轻后卫之一。”他是在季前赛从巴塞罗那加盟的。丹尼·奥尔莫也曾走过类似的成长道路。刚满17岁的前波尔图边锋卡多佐·瓦雷拉，预计很快将从萨格勒布转会至巴萨。

博班的信念令人感触，但这种思路，真能让迪纳摩这样的俱乐部在精英球队差距日益拉大的足球世界中立足吗？“我相信假以时日一定可以，”他说道，并以亚特兰大为例，称其是通过明智决策崛起的俱乐部典范。

他没有批评全新的欧洲赛事体系，认为欧足联的执行工作值得肯定。不少核心人士承认，正是博班在与执委会的长期讨论中，将新欧冠的小组赛场次从10场减至现在的8场。同样，在国际足联任职期间，博班是世俱杯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但他主张的是24支球队参赛、为期18天的赛制，采用三队小组形式，淘汰赛若平局直接进入点球大战。谈到当前的世俱杯形式，他忍不住批评：“32支球队、30天赛程，这简直是在‘摧残’球员。”

博班一边抽着雪茄，一边热情讨论这些话题，其中还包括他眼中的“另一个致命问题”——加时赛。这不禁让人担心，这位能影响足球走向的人物是否过早被权力中心遗忘。切费林很可能在2027年无人竞争的情况下连任欧足联主席，即便在如此高度管控的政治环境中，博班仍有不少支持者。难道他不会再次心动回归吗？“不，绝对不会。我很清楚。有很多人，非常多的人，常给我打电话。但这里是我足球生涯的起点，也将是终点。而且是我最热爱、最敬重的地方。这份情感，我无法带到别处。所以，还有什么可求的呢？还有什么比这更完满的呢？”

此时，薄雾已完全覆盖马克西米尔球场。正是在这里，1990年5月，萨格勒布迪纳摩对阵贝尔格莱德红星的比赛中爆发暴力冲突，博班飞踹警察，从此成为民族英雄。与某些解读不同，这一事件并未引发血腥的南斯拉夫战争，但一夜之间，他成了克罗地亚抵抗力量的精神象征。次年，克罗地亚宣布独立。

“那是集体的一刻，无关我个人。那是克罗地亚年轻人的集体觉醒。我们从未感到如此巨大的不公，于是团结起来为克罗地亚的事业抗争。我们是叛逆者，是抵抗者，但真正的英雄，是那些为我们的自由浴血奋战的人。他们比我伟大得多。那天，我为我们骄傲，为年轻人骄傲，为我们的抗争姿态骄傲。我们想要什么？自由。我们做了正确的事。这与民族主义无关，与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之间的仇恨无关，只关乎正义与自由。”

早在国际足联向他发出邀请之前，博班就已取得历史学学位，当过记者，并拓展了商业领域的事业。“或许是前南斯拉夫的动荡局势，促使我钻研历史吧，”他说。他从历史中学到了什么？“人性从未有过太大改变。变化的只是我们所处的环境、社会形态和物质条件。古希腊人与今天的我们，有着相同的困惑、相同的问题和相同的恐惧。”

没有什么能改变博班。“你可以读一百万本书，拿一百个学位，但我的灵魂深处，始终是个足球运动员，”他说。有时，他会带上球鞋，和卡佩利亚斯一起去学院的球场。膝盖中的软骨几乎消耗殆尽，但他仍会和U14、U15的少年们一起踢球，要是尝试与U17的孩子同场，就有点力不从心了。

“我现在的样子，大概没什么激励作用吧，”他笑道，“我从不防守，总是在场上扮演‘小丑’的角色。但从我四五岁起，我就相信，如果我来到这个世界有什么使命，那就是踢球。直到现在，我内心最纯粹的部分，依然是那个热爱足球的孩子。”